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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书法传承与题壁

业务参考2020-09-27 07:25:48

  书法有过人之处,可资以炫耀者,题壁行为一般较多,所以,一手飘逸的好字,是题壁的资本。王安石传世诗文中有大量的题壁之作,同时代的人及稍后的人也有很多王安石题壁故事记载。在考察其题壁现象的同时,不免令人联想到与书法的关系,虽然王安石的书法真迹基本绝灭,但据零散的文献记载,知其书法必定有值得圈点的地方。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曾著文考述、辨析王安石的书法:王安石的书法真迹几乎没有流传,而且书法史也很少提到他的作品,主要原因是王安石身后很长一段时期对他的妖魔化宣传导向所致。在中国,讲究文如其人、书如其人,对书法的传统评价往往直接联系到对书法家的人物评价。南宋后,随着王安石声价的降低,收藏者由于安全和升值期望的考虑,必然会有选择性淘汰,所以,到南宋中期时,社会上就已经较少能见到王安石的书法真迹了[1]474-476。

  一、被妖魔化的王安石

  由于党同伐异的缘故,有关王安石最原始的资料或有意“遗失”,或极尽扭曲,但把这些零散的历史记忆串联起来,并将主观色彩尽可能地删除,之后我们会发现,王安石不仅在政治上、文化上多有成就和贡献,而且隐约还可以感知这是一位人情、人性均很正常的智慧的历史人物。

  历史上对王安石愈演愈烈的妖魔丑化可谓不遗余力,甚至涉及到生活细节的方方面面,姑论及一二。

  容貌猥亵:古人讲表里如一,即言身体、服饰的整洁预示着身心的健康。朝廷百官面前的王安石不事清洁,衣服垢污,囚首丧面,虮虱毕现,如何率领朝纲、为人表率?如“不喜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2]154。如“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3]230-231。再如朝见时“虱自介甫襦领而上,直缘其须”[4]489。真若如此,不知王安石怎样步入朝纲、君臣共处、指点江山?个人修饰虽属于一己私事,但作为社会公共交往,得体是最基本的要求。诸多记述皆言王安石生活简率、不拘小节,言语之间多有贬损,皆可视为政敌之间的妖魔化攻击,绝非客观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大可不予理会。

  行为草率:《避暑录话》云:“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5]2583《道山清话》云:“黄庭坚尝言:‘人心动则目动。’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6]2946此二记亦言荆公浮躁,心神不定。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皆显露奸臣模样。行为如此,文章亦然:“王荆公作文,落笔便古;王荆公论诗,开口便错。何也?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执,故琢字选词,迥不犹人。”[7]167因“天性拗执”,故遣词造句都“迥不犹人”,故“落笔便古”、“开口便错”。再以下棋为例,棋品之低劣,似印证了其人品的不健全。

  王安石诗有句云:“垂成忽破坏,中断俄连接。”[8]李壁注引《遁斋闲览》的攻击言辞如下:“荆公棋品殊下,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败,便敛之曰:‘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与叶致远敌手,尝赠叶诗,有‘垂成’、‘中断’之句。是知公棋不高。诗又云‘韩输’、‘误悔’,是又未能忘情于一时之得丧也。”敌者断章取义,仍套弄王安石遇事浮躁的谣传,所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皆此也。

  王安石诗集中有多首咏棋的诗,从诗句中看得出,他不但精通棋艺,还常将棋理喻人生。若“北风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与君棋。明朝投局亦未晚,从此亦复不吟诗”(卷四十八《对棋呈道原》),特定的气候下,“清坐”、“投局”、忘我,模糊了时间界限,连饮酒赋诗都遗忘在脑后。卷四十一《棋》云:“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李壁注云:舒王在钟山与道士棋。道士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无所争。故能入于不死不生。”公笑曰:“此特棋迷也。”怎么看也看不出他不爱棋、不懂棋①。

  王安石不但爱棋、懂棋,还能从容自如,潇洒笑对输赢。卷四十二有《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李壁的注形象地再现了诗中的故事:荆公在钟山下棋时,薛门下与焉,赌梅花诗一首。薛败而不善诗,荆公为代作。今集中所谓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宦达,出知金陵,或者嘲之曰:“好笑当年薛乞儿,荆公坐上赌梅诗。而今又向江东去,奉劝先生莫下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赌梅诗输罚松声诗》亦记:“王文公居钟山,尝与薛处士棋,赌梅诗,输一首。”知棋亦荆公平常之消遣。

  政敌视变法为祸国殃民,变法的祸端是王安石的躁进,而王安石躁进的根源是其性格上的缺陷以及其阴险、晦暗的心理。前者可由书法、下棋等这些生活的细节末端相印证,而后者在王安石的衣饰方面暴露无遗,外表是内在的端现。从这两个层面攻击的依据其实是一个,即人的品质会体现在所有的细枝末节,所谓文如其人、书如其人,棋品如人品,以貌取人等,皆此之谓也。

  郑行巽《王安石生活》述贡父因和安石论新法,不便,有一次曾出判泰州,有《题馆中壁》一首诗道:“壁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沧海去,却从云气望蓬莱。”这首诗分明是对于在朝之人,似有不满的意思。安石见了,却夷然不以为意,并讽咏之,又写在扇子上面[9]68。从中可见其大度,其从善如流。

  管成学《宋代的科技与改革初探》[10]389曾列举荆公同时代人的评语:刘世安:“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人素尊之。”“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元城语录》卷上)。黄庭坚:“予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十)王严叟:“天下盛推王安石,以为必可致太平。”(《安阳集》《忠献韩魏王别录》)司马光:“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尽觉中肯可信。

  二、较为客观的书法评价

  王安石的书法也常被政敌拿来说事,用来影射他政治上的一些躁急措施。若逆向思维,不妨做如是理解:凡光彩照人的一面都被尽可能涂黑、遮掩,正如所有政绩都被攻击为罪行一样,作为书法家的一面也被无情地贬斥、丑化了。《九九销夏录》有一则“字如其人”的评述:

  《黄文献公集》云:“温公《通鉴》书稿作字方整,未尝为纵逸之态,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书。”乌呼!此所以为司马温公也。蔡绦《铁围山丛谈》云:“王元泽奉诏为《三经义》,王丞相介甫为提举。《周礼新义》亲为笔削,政和中,吾得见之,笔迹如斜风细雨,诚介甫亲书。”乌呼!此所以为王荆公也。[11]130

  司马温公“作字方整”,王介甫“笔迹如斜风细雨”,“方整”即言规整,而“斜风细雨”不好理解,但“斜”、“细”云云,不外是讥讽其不够端庄、规整。

  朱熹《题荆公帖》云:“熹家有先君子手书荆公此数诗。今观此卷,乃知其为临写本也。恐后数十年未必有能辨者,略识于此。”[12]朱熹生活的年代,世上便少有王安石真迹流传,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书法没有流传的价值,正如内山精也所论,更多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消除影响的极致是扫除一切痕迹。“临写本”虽非真迹,但王安石书法的风貌尚可感知,此外,从王安石同时代人的评议中也可约略感知一二。

  苏轼以之喻蔡君谟、杨风子,并感觉有佛经《法华经》的意趣:“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13]2179而黄庭坚在《跋王介甫帖》中则以为王安石书法超过苏轼:“余尝评东坡文字、言语,历劫赞扬有不能尽,所谓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者也。而此帖论刘敞侍读晚年文字,非东坡所及。螂蛆甘带,鸱鸦嗜鼠,端不虚语。”秦观在《论书帖》中虽评价不高,但却指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惟王荆公书有故人气,而不甚端遒。”[14]554难以理解何为“故人气”,是否是指缺少时代气息?若然,则仍是指责王安石不能与时人为伍,而“不甚端遒”,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人性、品德方面的喻指。张邦基《墨庄漫录》对王安石的书法做了较为专业的评点:“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黄鲁直谓学王濛,米元章谓学杨凝式,以余观之,乃天然如此。”[15]34所云“横风疾雨”与“斜风细雨”是何等关系?盖当时品评荆公书法类如此。这里的“天然如此”与苏轼的“无法之法”是一个意思。无论黄庭坚的奖誉,还是秦观的以人论书,总之还都在正常的学术评议范围,稍后则不免给人以政治攻击的感觉。

  三、“忙”不能成为王安石书法的特点

  关于王安石书法的特点,史上最常见的评议是一个“忙”字。杨慎《升庵外集》云:“王安石字本无所解,评者谓其作字似忙,世间那得许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谓荆公字法出于杨虚白。又谓金陵定林寺有荆公书数百字,惜未见赏音者。何荆公字在当时无一人赏者,而山谷独称之邪?……山谷献谀于王安石乎?”[16]后世对王安石书法的观点,多本于杨慎的这段评述。

  如梁章巨《退庵随笔》卷二十二《学字》:“(朱子)《又跋韩魏公与欧阳公书》云:‘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如许忙事?’余作书多潦草,读此辄如芒刺背。”如赵宧光《寒山帚谈》卷上:“书法云:作字不可急促,王介甫书一似大忙中作,不知此公有如许忙。嗟乎,可怜!忙忙作字岂惟字丑,人品亦从此分矣,可不勉乎!”

  “世间那得许多忙事”、“不知公安得如许忙事”、“不知此公有如许忙”云云,用语如出一辙。“忙”起于心而显现于行为,神乱进而手忙脚乱。心之忙,则浮,急切而生乱;身之忙,则躁,失之稳重;而书之忙,则草,不免“字丑”。将性情之“忙”与书法之“潦草”相联系,并以之评说:人如此,书如此,事如此。叶梦得《石林燕语》的记载便使人感觉极尽丑化、诋毁王安石:“王荆公押石字,初横一画,左引脚,中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圆,往往窝匾,而收横画又多带过。常有密议公押歹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书《杨蟠差遣敕》,作圈复不圆,乃以浓墨涂去,旁别作一圈,盖欲矫言者。杨氏至今藏此敕。”[17]57-58

  主管签名表明态度,类今之圈阅。按《石林燕语》所记,宋时习惯有签全名者,也有像王安石一样只签一个字者。但由于王安石“性急”,往往将“石”字写成“歹”字,成为下属嘲讽的笑柄。当然这条记载无非有意丑化,未必当真。但是,从中透露出的信息,恐亦应有性格和书写习惯的关联。为使诋毁具有说服力,一般要选择能代表其人特征的习惯或故事而加以强调,但我们也可从侧面感知王安石对待书写的认真态度,虽或因性急而出现差误,但是很在意这些差误,并尽力完善改过。

  邵博记载“王荆公平生只用小竹纸一种”[18]218,此记当专指书法用纸,而未必公文用纸。据此则王安石在书写时能感觉纸笔等书写工具的细微差别。按现代理论,专业人士对待工具的挑剔,实际是心、手的感觉过分敏感所致,预示其书法已臻成熟,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而不是像邵博所嘲讽的性格执骜,摆谱浪费。袁文《甕牖闲评》卷六对此颇不以为然:“《闻见后录》载王荆公平生用一种小竹纸,甚不然也。余家中所藏数幅,却是小竹纸。然在他处见者不一,往往中上纸杂用,初不曾少有拣择。荆公文词藻丽,学术该明,为世所重。故虽细事,人未尝不记录之,至于用纸亦然。虽未详审,亦可见其爱之之笃也。”可见王安石书写时并不刻意挑剔用具,而是随意择取。还是一个“忙”字。

  针对杨用修关于王安石书法的言论,清人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对其逐条进行了批驳:“荆公一生以学术经济自命,虽善书亦不欲以此见长。予尝阅其全书,无一字稍及于前人书法,即自谓学王漾书亦只见之山谷纪载耳。山谷亲见荆公书,而以杨少师拟之,用修生数百年后,固未尝见其书者,何得而遽断之曰荆公于字本无所解?又曰当时无一人赏音而山谷独道之,夫米元章、张邦基,非与荆公同时者乎?朱晦庵、张南轩,非皆亲见荆公遗墨而称道其善书者乎?用修非醉非梦非病狂,曷为于诸贤所评皆不录,而曰无一人赏音,即南轩称王丞相书佳处甚详,用修亦舍去勿录,而独记作字甚忙一语,何也?”[19]362

  蔡上翔不解,从未见过王安石真迹的人,怎么能遽下断论?王安石的为人,可从不妄言评判他人约略感知②,基于这点,杨用修似尚不及荆公。杨慎所言:“何荆公字在当时无一人赏者,而山谷独称之邪?……山谷献谀于王安石乎?”蔡上翔之考略,对内山精也的灵感多有启迪,他认为黄庭坚对王安石书法的这种特殊偏爱,甚至胜过了苏轼的书法。如《跋王介甫帖》言:“余尝评东坡文字、言语,历劫赞扬有不能尽,所谓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者也。而此帖论刘敞侍读晚年文字,非东坡所及。”据内山统计,黄庭坚文集中有关于王安石书法的文字共6篇:《跋王荆公书陶隐居墓中文》(《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五》);《跋王介甫帖》(《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五》);《题王荆公书后》(《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六》);《题绛本法帖》(《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八》);《论书》(《黄庭坚全集》外集卷二十四);《与俞清老书二首》(《黄庭坚全集》别集卷十五)。

  内山对黄庭坚关于王安石书法的6篇文字的关注仍来源于蔡上翔的考略,蔡尝罗列王安石同时代人或曾经目睹过其真迹者的记载,以支持自己的见解,其中黄庭坚的几篇文字成为重要的论点支撑:

  黄鲁直《跋王荆公书陶隐居墓中文》曰:熙宁中,金陵丹阳之间,有盗发冢,得隐起砖于冢中。识者买得之,读其书,盖山中宰相陶隐居墓也。其文尤高妙,王荆公尝诵之,因书于金陵天庆观斋房壁间,黄冠遂以入石。王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间人笔墨,此固多闻广见者所欲得也。

  又《题王荆公书后》曰:王荆公书字得古人法,出于杨虚白。虚白自书诗云:“浮世百年今过半,校他蘧瑗十年迟。”荆公此二帖近之。往时李西台喜学书,题少师大字壁后云:“枯衫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台真能赏音。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书数百字,未见赏音者。

  又云: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间人笔墨。

  又云:不着绳尺,而有魏晋风气。

  又题法帖王濛书云:王荆公尝言学濛书。

  黄庭坚总结了王安石书法的几个特点:一则“奇古”,二则不循法度,字里行间透露出是荆公书法的赏音者。李之仪(1048—1128)《姑溪题跋》卷一有三则关涉黄庭坚与王安石书法关系的议论:

  《跋苏黄陈书》:“鲁直晚喜荆公行笔,其得意处往往不能真赝。”

  《跋山谷书摩诘诗》:“鲁直此字,又云比他所作为胜。盖尝自赞以谓得王荆公笔法,自是行笔既尔,故自为成特之语。至荆公飘逸纵横,略无凝滞,脱去前人一律而讫能传世,恐鲁直未易也。”

  《跋荆国公书》:“鲁直尝谓,学颜鲁公者,务其行笔持重,开拓位置取其似是而已。独荆公书得其骨,君谟书得其肉。君谟喜书多学,意尝规摹,而荆公则固未尝学也。然其运笔如插两翼,凌轹于霜空鵰鶚之后。”

  黄庭坚摹拟王安石书法,达到乱真的程度;自谓得之于王安石;王安石得颜真卿真谛,但却以无意得之,其天分如此,从李之仪的评议中可以领会黄庭坚对王安石书法的赞赏态度。

  蔡上翔引用张敬夫的观点似也可成为黄庭坚观点的注脚:“王丞相书初若不经意,细观其间,乃有晋宋间人用笔佳处。”“余喜藏王丞相字画,丞相于天下事,多凿以己意,顾于字画独能行其所无事。晚年所书,尤觉精到”。“荆公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萧散简远,如高人胜士,敝衣破履,行乎高车驷马之间,而目光已在乎牛背矣”。看似率意,实则高人一等,因其行事的有主见,故其书法也显露出独特的个性,这种个性是无法模拟的。

  朱熹在认可张敬夫关于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的言论后,发起了议论:“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预,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虽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熹于是窃有惊焉。”该议论仍未脱“书如其人”的窠臼,荆公的德性与其书法难道真如所言“躁扰急迫”吗?在《题荆公帖》(四部丛刊本《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中,朱熹不免感咽再三:“先君子自少好学荆公书,家藏遗墨数纸,其伪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邓公志宏尝论之,以其学道于河雒,学文于元祐,而学书于荆舒,为不可晓者。今观此书,笔势翩翩,大抵与家藏者不异,恨不使先君见之,因感咽而书于后。”又言“熹家有先君子手书荆公此数诗。今观此卷,乃知其为临写本也。恐后数十年,未必有能辨者,略识于此”。“先君子”的酷爱与所言之“躁扰急迫”似乎难以理解,还是蔡上翔的考略言辞来得痛快:

  新安尝言先君子好学荆公书,至于再,至于三,且跋其帖曰:恨不令先君见之,因感咽而书于后。是其因论书宜甚爱荆公矣。及观于《跋韩魏公帖》,窃又怪其不可解。有数端焉:张敬夫言载于荆公书董史书录者,曰能行其所无事;又曰本不求工而萧散简远,今而曰皆如大忙中写,与前言何其戾也!夫昔人评书工拙,未有及于忙与暇者,即使斯言果出于敬夫之口,则亦为不知书甚矣。乃新安既以敬夫为戏言,而又以躁扰急迫以形其太忙之实,不知向言先君子学荆公书为何等书?抑将并学其太忙而不免同入于躁扰急迫乎?且又推及有关于人之德性,而己即因以自警,其与向时恨先君不及见,又何如其戾耶?夫写字太忙,本非可以论书法也。自敬夫倡之,新安和之,至用修遂以荆公书昔时见赏于人者一概抹杀,惟以敬夫此一言为诮,其可解乎?荆公固不以书法能否为轻重,尤不必以书法较能否,乃新安因跋魏公书,而及于荆公之躁扰急迫;用修因不直山谷论范文正公书,而及于荆公之本不解书,是皆不可以已乎?

  蔡上翔的考略起码说明了一个道理:书法不能以“忙闲”来评判,基于此,关涉王安石书法“忙”的评价似难以成立。

  四、王安石书法的传承

  苏轼、张邦基等人均以为王安石书法得之杨凝式,让我们看看杨凝式的书法特点:

  杨凝式,这位生活于五代时期的大书法家,可称得上题壁书法的大师。王安石学习他的书法,应该对其行为处世以及书写习性也多有偏爱。杨凝式有题壁之嗜好,而王安石也对题壁情有独钟。《旧五代史》杨凝式本传仅36字,所强调者即是题壁的特点:“凝式长于歌诗,善于笔札,洛川寺观蓝墙粉壁之上,题纪殆遍,时人以其纵诞,有‘风子’之号焉。”[20]1172中华书局本案语用大量文字记述了杨凝式与题壁的关系,如“居洛,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胜概,流连赏咏,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真迹今在西都唐故大圣善寺胜果院东壁,字画尚完。……又广爱寺西律院有壁题云‘后岁六十九’,亦当是此年所题。此书凡两壁,行草大小甚多,真迹今存,但多漫暗,故无石刻”,“洛阳诸佛宫书迹至多,本朝兴国中,三川大寺刹,率多颓圮,翰墨所存无几,今有数壁存焉”,并辑录了杨凝式35岁、37岁、69岁、70岁、72岁、73岁、75岁直至81岁不同时期的题壁行为,可见其痴迷题壁是贯穿一生的,也正是由于一生持续不断的作为,才留下数量巨大的题壁作品,虽经历沧桑动乱,到宋代初年,仍能保存部分作品。

  《宣和书谱》等典籍称杨凝式喜题壁,久居洛阳,好游佛寺道观,两百多寺院均有其壁书,风靡一时。寺院为能吸引杨凝式光顾,往往会投其所好,预先粉饰墙壁,摆放好笔墨、酒肴,专门等杨凝式来题咏。杨凝式自亦不负众望,“见壁上光洁可爱,即箕踞顾视……,书其壁尽方罢”(《洛阳缙绅旧闻记》)。《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冯吉“尝于龙门僧院,故杨凝式少师题壁处,书诗一绝云:‘少师真迹满僧居,直恐钟王亦不知。为报远公须爱惜,此书书后更无书。’其笔札遒丽,自成一家书”[21]846。以步少师之后尘为荣,冯吉当也是杨凝式题壁书法的推重者。

  这则记载提出一个关联性问题:一、少师题壁真迹很多;二、“钟王”知否?给人的联想是“钟王”必定欲知、寻找杨凝式的书法真迹;而“钟王”的这种偏好必定是时人皆知的事。“钟王”者,王安石也。蔡上翔引襄阳米芾元章《书史》曰:

  杨凝式字景度,书天真烂漫,纵逸类颜鲁公争坐位帖。王安石少尝学之,人不知也。元丰六年,予始识荆公于钟山,语及此,公大赏叹曰:“无人知之。”其后与予书简,皆此等字。又海岳名言曰:“半山庄台上故多文公书,今不知存否?文公学杨凝式书,人鲜知之。”予语其故,公大赏其见鉴。

  “王安石少尝学”杨凝式书,按米芾讲是鲜为人知的事。米芾与王安石在钟山谈话时曾经点破了这一点,王安石对此是认可的,并叹曰:“无人知之。”话由书法家米芾口中道出,应该是可信的。考略云:据此则米元章谓文公学杨凝式书,与山谷同。岂元章亦阿私所好耶?又谓半山庄台上多文公书,今不知存否?亦为文公薨后之言,岂元章亦献谀于地下之人耶?另一部宋人吴聿《观林诗话》也有记述:

  涪翁跋半山书云:“今世唯王荆公字得古人法,自杨虚白以来,一人而已。”杨虚白自云“浮世百年今过半,校他蘧瑗十年迟”者。荆公此二帖近之。往时李西台喜学书,题《杨少师题大字院壁后》云:“枯杉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台真能赏音者,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书数百字,未见赏音者。[22]122

  “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书数百字,未见赏音者”,这与米芾“无人知之”的说法很接近,但定林寺壁有王安石的题壁文字则是不争的事实。

  不妨比较一下发生在王安石和杨凝式身上的两则小故事。先看王安石,郑行巽的《王安石生活》追忆道:

  有一回,王巩去谒他,既退,见他骑驴出门,一卒牵之而行。巩问卒道:“你带相公往何处去呢?”卒道:“如其我在前,就听我走;如其我在后,就听驴走;或者相公要停,就停下了。停下以后,相公就或坐于松石之下,或休息于田野之家,或入寺。但是行时,总带着书去的。或骑在驴背上读,或在修习的时候读。至于食,则预先以囊盛饼十几块,相公食罢,就把剩下的给我;我食罢,就把剩下的喂驴。田野间人持饭饮献者,相公也为之食尽。所以相公骑驴出门,是无一定所在的。并且是很随意的。”[9]118

  再看杨凝式,这位题壁大师级的人物,每天清晨起来外出,仆从问去处,杨凝式说:“向东去广爱寺。”仆从不赞成,说:“不如向西游览石壁寺。”杨凝式坚持己见:“还是去广爱寺。”仆从坚持游石壁寺,杨凝式无奈道:“那就游石壁寺。”竞屈从、迁就仆从的意见,信马由缰、随遇而安。仆从坚持必定有仆从的道理,这个道理料杨凝式心知肚明,难就难在杨凝式不点破、不忤逆,而是顺从了仆从的意愿。原因应与杨凝式的题壁癖好相关。抑或寺院熟知杨凝式这种性情和习惯,以他落笔挥墨、留下手迹为荣,特意将墙壁粉刷一新,为了能争取到杨凝式的来临,寺院未必做不出收买其仆从的勾当,分析仆从强迫主人的行为,不如此不能理解其用意。

  王安石的牵驴卒也罢,杨凝式的仆从也罢,都是方向去从的决定性人物。二人的性情和行为多有相近,看来,王安石对杨凝式不仅喜爱、模拟其书法,连其行为亦加模仿。

  王安石书出杨凝式,并且与杨凝式一样有题壁的热情。敢于题写在公开、正式场所,彰显于世,展览于世,自信、勇气固然很重要,从书法的角度看,一则技艺高超,再则其书法也应适宜题壁。坦坦荡荡乃君子所为,敢于将内心观点、感受公诸于世,也按照古代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的传统理念,王安石题诗于公开,不正是坦荡君子的表里如一吗?

  王安石书法师承杨凝式,而杨凝式书法是很适宜题壁的一种,故王安石一生的诸多题壁活动似有所解。题壁具有公开展示的特性,必定对书写者的才气、书法的质量有较高的要求,若采信历史传流下来的躁进说,则很多现象均无法解释。叶梦得《避暑录话》:“士大夫作小说,杂记所闻见,本以为游戏,而或者暴人之短,私为喜怒。此何理哉!”[5]2613结党营私、文人相轻,掩盖了许多历史的真相,但中国历史留下最多的曲解似乎都堆在了王安石身上,诋毁之、丑化之,极尽鞭笞之能事,并销毁可能遗存的一切真实痕迹,进行之彻底,持续之长久,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非常奇特的事件。

  当历史心平气和的时期,一切曾经的激动都将平息,一切人为的改动都将还原,因为,还原是历史责任。曾经发生过的终究难以抹杀,更何况是震撼世界、改变进程的重大事件中的至关重要的人物。中国历史中有他的一席之地,因为他导演过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

  注释:

  ①[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三《棋隐语》,第32~33页亦记:舒王在钟山,有道士来谒,因与棋,辄作数语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无所争。惟其无所争,故能入于不死不生。”舒王笑曰:“此特棋隐语也。”

  ②仅从王安石诗集中所涉及书法部分分析,不妄加评议的特点很明显。荆公诗中涉及书法者寥寥,即便有,也不是评价风格、特色,而只是对古人文字稍有触及,更多的也是行文的需要。如“六书篆籀数变筋”(卷十三《昊长文新得颜公坏碑》),如“羲献墨迹十一卷”(卷二十一《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如“右军笔墨空残沼”(卷三十一《寄题思轩》),如“高人遗迹空佳句”(卷四十七《祈泽寺见许坚题诗》),如“尚有当年墨法存”(卷四十七《中茅峰石上徐锴篆字题名》),只记事件,并未评书。如“翰墨随谈笑,风流在弟兄”(卷五十《苏才翁挽诗二首》),所夸者为人,而非书。

  原文参考文献:

  [1]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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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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