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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锅屯洞穴遗址的文化追溯》、《绥中以前都叫过啥名》、《孙枪手沟出了个女八路军》

葫芦岛新闻网2021-04-05 13: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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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锅屯洞穴遗址的文化追溯

□ 姜绍文

  现代人类的洞房,据说起源于洞穴。传说黄帝时期,正处在人类群婚向一夫一妻过渡的时期,黄帝组织的最初婚礼,就是把一男一女聚到垒了洪积世时期墙的洞穴里,后来逐步演变成今天的洞房。洞穴之于人类,从早期作为躲避风雨的场所,到成为“洞房”、成为“遗址”,留下了太多可供追溯的人类历史文化。

  南票区沙锅屯乡媳妇山上的天然洞穴,就是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重要文化见证。媳妇山东面山下,地势平坦,一条小河潺潺向南流去。寻洞的路,坡势极缓,步行千米左右,就可到达山腰。此时山势却忽然陡了起来,在缓坡和陡坡交合的地方,媳妇山的北坡与东坡围成一个小而浅的洼坳。著名的沙锅屯洞穴遗址,就隐藏在这里。这是一处并不起眼的石洞,洞口斜斜的,一人多高,3米宽,10米深,口大里小,像一个牛角,越往里越有逼仄感,怎么看都难以和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

  民国时期,沙锅屯一个姓黄的村民在这里捡到一些早期人类遗存的东西。1921年6月,瑞典人安特生来这里为北洋政府寻找矿藏,黄姓村民就把东西拿给安特生看。这一看,成就了中国近代田野考古“第一挖”。当年 6月14日至7月18日,安特生邀请北京协和医院解剖学教授步达生对洞穴进行了发掘。洞内积土深1米,分6个文化层,发掘出多种遗物。从此,沙锅屯洞穴遗址成了安特生把近代田野考古技术引入中国后,进行的第一个正式考古发掘的遗址,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安特生在发掘中发现了什么呢?在洞穴积土的表层,安特生发现了北宋钱币“祥符元宝”和 金代钱币“大定通宝”。在下数第二个土层中,发现了人骨、石器、陶器、骨器和贝器。其中,人骨男女老少都有,为45具;石器有大理石磨制的有孔猫头饰件、盘状石器、石斧、石镞、石珠、石环等;陶器有彩陶和黑陶,纹饰为席纹、刻划纹、波形纹、绳纹;骨器有锥针、骨针;贝器有贝环、贝瑗。

  洞穴遗址发掘后,安特生发表了题为《奉天沙锅屯洞穴堆积》的考古报告,推测洞穴的用途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沙锅屯洞穴遗址是一处墓地,有45具人类遗骨为证,陶器、石器等,有可能是陪葬品。第二种可能,这里是新石器时代食人族的居住地,居住者为东北亚地区早期的人类先民,人骨为食人族食人后所留下。第三种可能,这里是一处用人作祭品的祭祀场所。安特生还将沙锅屯洞穴遗址与河南仰韶文化遗址进行了对比,认为沙锅屯洞穴遗址的彩陶器皿与仰韶出土的彩陶同属一个时期、一种文化类型,都是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

  安特生的上述观点,推测了洞穴的用途,初步定性了沙锅屯洞穴文化为仰韶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这些观点,众说纷纭,意见并不统一。我们不妨一一进行追溯。

  关于安特生推测的第一种可能,沙锅屯洞穴遗址真的是一处墓地吗?

  洞穴土葬是居住在天然洞穴中的原始人类在洞穴中就地用土埋葬死者的一种方式。这种以居地当墓地的形式,是中国迄今所知最古老的埋葬方式。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洞穴下室中发现的3人合葬墓,说明早在距今18000 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便已出现洞穴土葬习俗。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洞穴遗址中,都保持着洞穴土葬习俗。沙锅屯遗址距今5000年到7000年,属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45具人骨,洞穴作为墓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这些人骨,是在下数第二个土层中发现的,说明这里最初可能是原始人类的居所,后来成了墓地。这里在居住人类的同时期,是不可能像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那样,同时还作为墓地的。因为山顶洞有足够的空间区域,有的区域住人,有的区域埋人。沙锅屯洞穴狭窄,活动空间不足。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安志敏,推测沙锅屯洞穴遗址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来考证。一是从出土的石器、彩陶可以判断,早期这里是人类居住地。二是从下数第二土层发现的人骨可以判断,这里随后变成了墓地。三是从出土的绳纹陶可以判断,春秋时期,这里再度有人类活动。四是从出土的北宋币和金币可以判断,宋人和金人曾到过洞穴。

  早期有人居住,除了石器和彩陶可以证明,还有洞穴本身和山上的植被、山下的河流可以佐证。洞穴本身,那地势真可谓天造地设,夏天有南山和西山遮挡,日照不会很长;冬天有南西北三面山坡围绕,冷风吹不进来,所以洞穴里冬暖夏凉。洞穴所在的媳妇山植被良好,想来远古时代必是野果飘香。洞穴距离山下长年不干的河流,不过千米,那里提供了生命必须之饮水。良好的气候条件,丰富的水源,山上有野果,河里有鱼虾,简直是天然的原始人类居住地。

  如果后来真的用作了墓地,应该是人类走出了洞穴。沙锅屯洞穴遗址所处的时期与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几乎就是同一时期,河姆渡文化有了干栏式建筑,半坡文化有了半地穴式建筑,沙锅屯洞穴里的原始人,这个时期也极可能有了自己的建筑。

  到了春秋时期,中国北方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低下,日常人们在沙锅屯洞穴里居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彼时多隐士,有人在这里隐居应该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安特生发掘出了春秋时期的绳纹陶。

  到了宋和辽金时期,沙锅屯所在,先是辽的国土范围,后为金所统治。虽然契丹、女真在建国前,都处在部落联盟时代。但两宋经济文化非常繁荣,与辽金的民族融合不断加快,契丹、女真不断汉化。这个时期,日常人们在这里居住,可能性已经不大。然而,汉文化影响下的读书人向来是分为出世和入世的,入世的多有着家国情怀,追求荣华富贵去了。出世的在此学学王维,学学鬼谷子,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当然,也可能只是宋、金文人雅士们偶尔聚在一起,到此一游。是不是元好问也来过?在他的诗歌里还没有发现相关的迹象。所以,沙锅屯洞穴的表土层才发现了北宋和金的钱币。

  关于安特生推测的第二种可能,沙锅屯洞穴遗址真的住过食人族吗?

  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赞同安特生的第二种观点,他认为沙锅屯洞穴遗址应是新石器时代食人族的居住地,这些食人族到别的地方掠杀其他部族作为食物。安特生和吴金鼎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人类相食的历史是久远的,而且是一直传承的。美国人类学家魏敦端在《中国猿人是否残食同类》的讲演稿中,认为洪积世时期的北京猿人同类残食。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贾兰坡支持这个推论,因为出土的四十余北京猿人个体,从十来岁到五六十岁,头骨几乎都有被打击的痕迹。河姆渡遗址也曾发现鱼与初生婴儿置于黑陶釜罐内同煮。《太平广记》载,武则天一朝颇有食人之风,瀛州刺史独孤庄染病,唯忆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阅微草堂笔记》载:“崇祯末,河南山东大旱蝗……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屠者买去,如刲羊豕。”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不例外。达尔文记火地岛人冬天以浓烟熏杀老年妇女而食之。赫胥黎描述刚果食人族,他们把战争捉到的敌人拿来充饥,又把卖不出好价钱的奴隶养肥,宰杀果腹。可见,中外都有食人史,就是到了明清时期,人类没了粮食,依然相食。何况5000~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沙锅屯洞穴呢。

  安志敏先生认为沙锅屯洞穴,先居住了原始人,后来成了墓地。安特生和吴金鼎先生,不认为是墓地,是食人族在洞穴里吃人后,留下了人骨。两种推测都有依据。只是,对食人族这个称谓,实在不敢苟同。原始人都是杂食的,有兽吃兽,有鱼吃鱼,有鸟吃鸟,有果吃果,有人吃人,并非专门吃人,也并非只有沙锅屯洞穴内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吃人。如果称呼沙锅屯洞穴内的新石器时代居住者为食人族,那么整个原始人类岂不都应该称作食人族。另外,原始社会之后,直到几百年前,五六千年的时间里,人类从未中断过吃人的历史。原始社会之后的后人类,怎么称呼?难道也都称作食人族?考古学家也不能随意定性称谓。我想应该这样表述:沙锅屯洞穴,在新石器时代居住着原始人类,他们在食物匮乏的条件下,掠杀其他部族作为食物。

  关于安特生推测的第三种可能,沙锅屯洞穴遗址真的是用人作祭品的祭祀场所吗?

  以人做祭品祭献神灵的“人祭”,起源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战争。那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的价值不能体现。战争中的俘虏,特别是成年男子都被杀掉用于祭祀神灵。青铜时代的厮杀开始后,妇女由于体力上的缺欠,渐渐失去母系氏族时期的尊位,以女性的美丽迎合男性统治者的需要,却越来越得到强调,为了满足想象中神灵贪恋女色的欲望,产生了以美女为祭品的习俗。人祭中还有以童男童女祭神灵的现象。因为,儿童天真无邪,纯洁无瑕,正与仙家长生不老的追求相关联。关于人祭,不仅有大量卜辞记述,而且有考古遗迹证明。人祭的形式也有火烧、水溺、活埋和砍头等,甚至于把人剁成肉,蒸为羹。沙锅屯洞穴遗址的人类活动在新石器时代。那个时期,捉到其他部落的人,除男子杀了祭神外,一般女人供作玩乐,儿童收为族养。女人作祭品用来色神,刚刚我们已经谈到要青铜时代才有。而沙锅屯洞穴出土的45具人骨,既然有女性,那么安特生推测的第三种可能,就难以立得住。

  关于沙锅屯洞穴遗址的文化归属争论,是属于红山文化,还是属于仰韶文化?

  从区域上分,一般认为,仰韶文化,是炎帝文明,是中原文化区系,分布范围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陕东一带;红山文化,是黄帝文明,是东北文化区系,分布在辽河流域的朝阳、阜新、锦州、葫芦岛及赤峰、通辽地区。显然,沙锅屯洞穴遗址在红山文化区域内,属于红山文化。

  从文化特征上看,红山文化,以龙为标志,代表器物为饰压印纹筒形罐、玉器、细石器。仰韶文化,以花为标志,代表器物为花卉图案彩陶和小口尖底瓶。沙锅屯出土的彩陶纹饰主要是绳纹,也有刻划纹、波形纹及黑彩纹。有仰韶文化的特征,也有红山文化的特征。当年,安特生在对比仰韶文化遗址与沙锅屯洞穴遗址后,认为“属于一个时期、一种文化类型”,这一观点已得到很多专家的赞同。如此说来,沙锅屯洞穴遗址又属于仰韶文化。

  其实,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在时间上,基本属于同一时期。在区域上,与河北东北部与辽宁西南部相接。在特征上,彩陶纹饰和用料上都有相近之处。两种文化早已悄然相融。所以,沙锅屯洞穴遗址,属于红山文化也好,属于仰韶文化也罢,姑且争论着,反正都是中华文化。 


绥中以前都叫过啥名

□ 李文喜

一、秦汉·“阳乐县”

  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绥中地区隶属于幽州辽西郡,辽西郡的郡治为阳乐县。东汉应劭所著《地理风俗记》称“阳乐故燕地,辽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公元前225年)置”。据辽宁省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王绵厚等人考证,辽西郡郡治阳乐县故城就是今天绥中县城北腰古城寨村的汉代古城。由此确定绥中地区的建置之始为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建置的阳乐县(今高台镇腰古城寨村),也是绥中地区的建城之始,距今已经2243年。

  

二、东晋·“集宁县”

  东晋前燕时期为鲜卑族慕容氏所建,先属平州成周郡,后属平州昌黎郡“集宁县”(治今前所镇)。后燕和北燕时期属平州乐浪郡。

  

三、唐代·“来远县”

  唐贞观十年(636年)以乌突汗达干部落置为“威州”(治今前卫镇),咸亨(670—674年)中改为“瑞州”,州治“来远县”(治今前卫镇)。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契丹攻陷营州(今朝阳市),瑞州(今前卫镇)等州县内迁至幽州。

  

四、辽金·“来宾县”

  辽圣宗太平元年(1021年)以女直五部饥荒来归附,在瑞州故地置“来州”以居,州治“来宾县”(治今前卫镇)。

  

五、金代·“宗安县”

  金代天德三年(1151年)改来州为“宗州”。明昌六年(1195年)改来宾县为“宗安县”。

  

六、金代·“瑞安县”

  金代泰和六年(1205年)宗州更为瑞州,宗安县改为“瑞安县”(治今前卫镇)。

  

七、元代·“瑞州”

  元代初属辽阳行省北京路“瑞州”(治今前卫镇),后改属大宁路瑞州。

  

八、明代·“前屯卫”

  明代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置辽东都司广宁前屯卫(治今前卫镇),下辖前、后、左、右、中五个所。宣德三年(1428年),在前屯卫急水河堡增置中前千户所(治今前所镇),在前屯卫杏林堡增置中后千户所(治今绥中镇)。

  清代康熙三年(1664年)设锦州府宁远州(治今兴城市),在中后所设巡检分司。乾隆十七年(1752年)改巡检为州判,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复改巡检。清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分宁远州六股河以西界设绥中县,治于中后所(今绥中镇)。“绥”为安抚绥靖之意,“中”即指治地原名“中后所”,“绥中”取意为永远安宁的中后所。

明代中前千户所城(今前所古城)西门瓮城 


孙枪手沟出了个女八路军

□ 杜志刚

  1948年9月,兴城全境获得解放,第二年便进入土地改革时期。当时,在兴城县旧门地区有个叫高桂兰的女八路(此时八路军已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但是,当地百姓仍习惯称其为八路军)非常有名。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小高”,小高参加土地改革工作时只有十六岁。

  高桂兰家祖居雁落崖村(今旧门乡李屯村)孙枪手沟大沟里一个叫碾盘山的山脚下。整个沟里只有他们一户人家。孙枪手沟很长,有3000多米,沟两边都是大山,山上怪石嶙峋。

  高桂兰全家有8口人,住在两间茅草房里。高桂兰的父亲常年在外给地主扛活(农民为地主家当雇工),她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由于终年劳碌,身体多病。高桂兰姐弟6个,高桂兰排行第四。三个姐姐常年帮助母亲在碾盘山下的大沟里开荒种地。由于山大沟深,土壤贫瘠,遇上灾年根本没有多少收成,赶上雨水调和的年头,也只是勉强糊口。高桂兰常年在沟外给几户人家放牛。全家人不管春夏秋冬,都穿得破破烂烂的,连一件体面的衣服都没有。

  1947年初,八路军区长张德庆带领土改工作队来到了孙枪手沟。一进沟就来到高桂兰家。为了进一步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张区长将一名叫汪江红(调查过程中,当地老年人只记得该同志姓汪,名字已无从考证,此处用的是化名。编者注)的女同志临时安排在高桂兰家住下。汪江红对待高桂兰一家像自己的亲人一样。白天,汪江红到村里参加土改工作;晚上,她在煤油灯下教高桂兰学习文化,教她写字,学习政治,让她明白穷人为什么受剥削,如何翻身求解放的道理,还教她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等革命歌曲。汪江红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地影响着高桂兰。慢慢的,高桂兰的眼睛亮了,心里明了,对生活、对革命充满了信心,她从内心里发誓,要做一个革命者,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

  一天早晨,汪江红与高桂兰在院子外边散步,这时,高桂兰突然一把抓住汪江红的手说:“汪大姐,我心里有句话,早就想和你说了,就怕你不答应。”汪江红笑着说:“咱们是一家人,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帮助你。”高桂兰说:“我要参加革命,像你一样,当一名八路军女战士!”听了高桂兰的话,汪江红笑了:“小高啊,我这些天给你讲革命的道理,不就是想引领你走上革命道路吗?走,回屋吃饭,吃过饭咱俩见区长去!”

  1947年春天,高桂兰光荣地成为一名土改干部,参加一区(旧门区)土改工作。她工作积极,不怕辛苦,对当地的恶霸地主敢于斗争,敢于为穷苦人说话,多次受到区政府的表扬。

  1948年正月二十八,高桂兰住在旧门屯的一户农家里,领导贫下中农进行土改工作。这时候,国民党旧门地区的还乡团(又名花子队)由两个团长(一个姓王,另一个姓冯)带队将旧门村包围。他们在村里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土改工作队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为时已晚,想撤退已经来不及了。

  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大多数土改干部都躲避到相对安全的地方。高桂兰为了保护土改资料,走晚了一步,被5个花子队队员堵在了旧门后街。高桂兰发现敌人进街,抱着文件拼命奔跑,敌人端着长枪在后面紧追不舍。当跑到一家姓王的人家大门前的时候,发现木门虚掩着。高桂兰便躲到院子里。当时,王家只有一个老太太在家,老人发现高桂兰后,急忙把她掩藏到柴草垛里,然后,又若无其事地回到屋里。敌人追到院子里没看见高桂兰,气势汹汹地走到屋里对王老太太说:“老太太,你把女八路藏到哪儿去了?快交出来!”王老太太吓得浑身直哆嗦,半晌儿也说不出话。敌人见王老太太不说,就用长枪对着老人的胸口说:“老不死的,今天你要是不把女八路交出来,我就开枪打死你。”敌人的叫喊声,高桂兰在柴草垛里听得清清楚楚。她心想,共产党的干部,不能让老百姓为自己受罪。正当敌人要对王老太太动手时,高桂兰猛然间从柴草垛里冲出来,高桂兰站在敌人面前,昂首挺胸,高声说道:“吓唬一个农村老太太算什么能耐!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女八路,你们把我带走吧!”一个花子队员对高桂兰破口大骂:“你个八路娘们,落在老子手里还敢抖威风,今天我就见识见识,看你的骨头硬,还是老子的枪把子硬。”说着,举起长枪就在高桂兰的身上砸。高桂兰咬紧牙关,毫无惧色。敌人见高桂兰不屈服,张开手掌在她的脸上左右开弓,打得高桂兰嘴角、眼角都流出了血,但是,她始终对敌人怒目而视。敌人没有办法,把高桂兰从旧门屯带走了。

  就在当天,旧门区土改工作队高文志同志在转移的过程中被敌人发现,在旧门屯西边一个叫老和尚洞的地方,敌人开枪将高文志杀害。

  高桂兰被花子队带到范家沟,对她进行了严刑拷打,但是高桂兰毫不屈服。敌人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对她说,只要交代出旧门区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就放她回家。高桂兰咬紧牙关,只字不说,令敌人大失所望。

  花子队用尽所有伎俩,都没有让高桂兰交代出旧门区党组织的情况,便想出另外一条计策。他们把高桂兰送到国民党兴城县政府,国民党兴城县政府将高桂兰移交到县警察署,面对多次的刑讯审问,敌人什么有用的情报也没有得到,便把高桂兰送交到国民党兴城驻军五十四师军法处审讯。在五十四师军法处的铁牢里,敌人把高桂兰的衣服扒光了,用皮鞭抽打,用木棍、铁棍打,见鞭刑、棍刑不起作用,就往高桂兰的鼻子里灌辣椒水。但是,敌人的刑罚只能增加高桂兰心中的仇恨,更加坚定高桂兰推翻旧世界的信念。军法处法官气急败坏地说:“高桂兰,你小小年纪竟然这样嘴坚牙硬,要不是看在你年纪小的份上,我早就枪毙你了。”

  1948年5月,五十四师军法处将她送到锦州市国民党第九监狱,这里是国民党锦州集中营,在这里,更加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高桂兰。

  高桂兰被囚禁在锦州监狱后,由于多次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身体变得羸弱不堪。有一天,一个长得尖嘴猴腮的狱官手拿一条鞭子来到高桂兰面前,拉着又尖又长的声调问道:“小八路,你是什么地方人啊?在监狱里过得还挺舒服吧?”高桂兰没等他把话说完,回击道:“早饭是粕子粥,晚饭是沙子粥,这样的好生活能不舒服吗?”高桂兰这句话惹怒了狱官,他向高桂兰破口大骂道:“好你个八路崽子,敢和老子顶嘴,今天我让你尝尝‘面条’的滋味!”说着,举起鞭子朝着高桂兰身上打去。

  在锦州监狱,高桂兰被敌人折磨得遍体鳞伤。但是,她不畏惧,不屈服,有时敌人把她折磨得昏了过去,再用冷水浇过来。不管敌人怎么折磨她,她从没有说出组织的任何情况。在高桂兰心里,敌人的黑暗统治不会长了,人民的曙光就要来临了。

  1948年10月15日,锦州城获得解放,监狱的大门被打开,高桂兰重见天日,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经过几天简单的休整,她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高桂兰面对凶狠的敌人,毫无惧色,坚强不屈,表现出共产党干部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她的事迹至今在当地还广为传颂。(根据1984年版《兴城县旧门乡志稿》整理) 


来源:葫芦岛日报·周末(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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