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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现场》中的“安史之乱”

伴读大书童2021-04-05 11:09:11

代一个让人无限怀想的时代,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一个散发着诗歌芬芳的时代。盛唐更是一段倾国倾城的梦想,然而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将盛唐气象扫的七零八落。



“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上分水岭式、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经历过“安史之乱”之后,大唐帝国由大而小,由强而弱,由治而乱,由盛而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唐朝国家、社会、个人的影响,深远而又持久。


在拙作《唐诗现场》之中,关于“安史之乱”,分别有四首诗、四个现场,全方位展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国家、社会、个人的深刻影响。下面,我为诸君一一道来。




“安史之乱”前的现场:举全国之力,给朕的宝贝运送荔枝


过华清宫

杜牧

 

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这首诗描述的现场是,作为杨贵妃的亲老公,李隆基动用国家交通运输系统,举全国之力,就为了给他的宝贝运送一颗小小的荔枝。其对情人的手笔之大,场面之阔,耗费之多,用心之细,实在是值得如今恋爱中的小鲜肉们好好学习。

 

要知道,长安是种不活荔枝的。杨贵妃要吃荔枝,得吃四川、广东、广西、福建这四个省的。当然,这四个省是我们今天熟悉的行政区划。如果按照唐朝的行政区划,大致是剑南道、岭南道、山南道、江南道等地的诸州。

 

问题是,荔枝远在千里之外,唐朝既没有我们今天的低温保鲜技术,也没有我们今天的交通运输条件,当时是如何做到把四川、福建等地的荔枝送到杨贵妃的红唇之中、贝齿之下,还能保持新鲜的呢?

 

史料表明,当时的荔枝保鲜,最猛的办法是,把即将成熟的荔枝树整棵挖出,然后栽入木桶,再运往长安。按照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走驿路、用驿马,一天的最高速度为500里。以运输四川的荔枝为例,四川荔枝走的是专修的长约1000公里左右的“荔枝道”。

 

“荔枝道”的南段,是李隆基专修的荔枝快递专用道,从今天重庆市涪陵区北上,经达州市、万源县、镇巴县、石泉县、宁陕县,就进入了“荔枝道”北段。北段则是旧有道路,就是开辟于西汉平帝时期的子午道,由此穿越秦岭著名的子午谷,到达长安。四川的荔枝,经过这条“荔枝道”,仅需3天,即可抵达长安,然后“一骑红尘妃子笑”,成为吃货杨贵妃口中的美食。当然,这条“荔枝道”要穿越秦岭,行路之难是可想而知的,史书记载说“人马毙于路者甚众,百姓苦之”。

 

需要说明的是,在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义谷道、米仓道、金牛道等众多蜀道中,“荔枝道”是唯一一条用水果命名的蜀道。可见,杨贵妃的魅力之大。

 


既然李隆基为了杨贵妃吃上一口荔枝都到了专修道路的地步,所以包括身处唐朝的杜牧在内,史上一直就有一大票人,恨不得将“安史之乱”、唐朝灭亡的原因,都归咎于杨贵妃这个“红颜祸水”,甚至归咎于杨贵妃爱吃荔枝。

 

其实,杨贵妃真的比窦娥还冤。首先,荔枝进贡并非因她而始。西汉就已有荔枝贡,唐初荔枝早已正常入贡长安,李渊李世民早就吃过进贡的荔枝了。其次,荔枝进贡并未因她而止。直到近百年之后的唐敬宗宝历二年,荔枝贡仍未废止。而且杨贵妃本人,在史上几乎没有留下舞弊干政的案例。

 

所以,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固然有很多原因,而杨贵妃恐怕连原因之一,都算得有点勉强。同时,“安史之乱”对于杨贵妃,也是致命的悲剧。“安史之乱”不仅终结了她豪吃荔枝这样的奢华生活,也终结了她与李隆基你侬我侬的爱情甜蜜,甚至,还直接终结了她的生命。


“安史之乱”中的现场:大诗人沦为“乱世狗”和史思明父子之间的那颗樱桃


菩提寺私成口号

王维

 

万户伤心生野烟,

百僚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

凝碧池头奏管弦。

 

王维人称“诗佛”,一生留下来的诗一共有400多首,名诗名句可谓不计其数。但上面这首诗,却是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首诗。因为,这首诗,救了他的命,使他在事后的政治清算中保住了脑袋。

 

和王维一样,“安史之乱”爆发后,在唐朝这一方,我们看到的现场是,今天如雷贯耳的大诗人们,都沦为了“乱世狗”。有死于非命的。比如“诗家天子”王昌龄,竟然被亳州刺史闾丘晓无缘无故地杀害于乱军之中;有被关进朝廷大牢的。比如“诗仙”李白,因为在皇子之中站错了队,跟着永王李璘瞎混,被唐肃宗抓进大牢,险遭杀身之祸;有颠沛流离的。比如“诗圣”杜甫,先是被叛军抓住,好不容易逃脱之后,又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逃难之旅,直至逃到成都的杜甫草堂;当然也有飞黄腾达的。比如,在平定永王李璘之乱中,写过“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名句的诗人高适,就活捉了跟着永王李璘瞎混的诗人李白,从而立下了平叛大功,跻身省部级高官之列,成为官场最得意的唐朝诗人。

 

樱桃子诗

史思明

 

樱桃一篮子,

半赤半已黄。

一半与怀王,

一半与周贽。

 

当时,已在洛阳称帝的史思明,派人给远在六百里外相州的大儿子史朝义,送去刚刚成熟的樱桃,还附上了这一首《樱桃子诗》。

 

史思明之所以千里迢迢给儿子和臣下送去樱桃,在当时,可是大有讲究的。因为,樱桃是唐朝排名第一的“政治水果”。樱桃在唐朝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完全超出我们现代人的想象。就这么一颗小小的樱桃,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人人珍而重之,喜而爱之,乐而颠之。皇帝用樱桃来祭祀祖先,用樱桃来赏赐大臣;人们用樱桃来互相馈赠,甚至为之举办“樱桃宴”。到了樱桃接近成熟的季节,大家观赏樱桃鲜花,享受樱桃鲜果,饮酒作乐,吟诗作赋。据不完全统计,《全唐诗》中涉及樱桃的诗篇,就有几百首。杜甫、白居易、王维等诗人,都留有樱桃名篇。

 

新年伊春,樱桃在百果之先成熟,古人不敢自己首先享用,而是要“荐新”。所谓“荐新”,就是向祖宗推荐新果,要将樱桃供奉于宗庙社稷之前,以祭祀祖先亡灵。“荐新”之后,请祖宗吃了之后,就可以自己吃了,这叫“尝新”。“尝新”时,皇帝不仅自己吃,还叫上大臣们一起吃,吃完还让带回家吃。

 

正是延续当时的这一传统,史思明才派人千里迢迢地给儿子和臣下,送上一篮子樱桃。只是可惜,这对父子之间,好景不长。在下一年的樱桃成熟之前,这一对去年还温情脉脉的父子,就拔刀相向,儿子把老子杀了。

 

为什么这对父子会走到这一步?根子还在于权力之争。史思明当上大燕皇帝时,儿子史朝义只是加封为怀王,大燕的皇太子却是史思明最小的儿子史朝清。在这个问题上,史朝义的怨气,当然不是一篮子樱桃,就可以消解的。

 

据陈寅恪大师分析,说安禄山和史思明之所以都被较为年长的儿子杀掉,直接原因是因为他们宠爱幼子,而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深受“幼子守产”这种游牧民族习俗的影响。《新唐书》也有这样的明文记载:“思明诸子无嫡庶分,以少者为尊”。

 

游牧民族“幼子守产”,是与中原王朝“立嫡以长”截然不同的传承制度。所谓“立嫡以长”,就是说嫡长子优先继承父母的多数遗产;“幼子守产”,是说年长诸子成人后离家自立门户,同时可带走家中部分财产,但最小的儿子则不离开父母,并继承其大部分遗产。

 

比如,史上并不存在的郭靖郭大侠,他所结拜的兄弟“拖雷”,就是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幼子。拖雷虽然未能继承汗位,但他却获得了铁木真直接统领的蒙古诸部和绝大多数的军队。此举为蒙古大汗之位在忽必烈时落入拖雷的手中,打下了强大的实力基础。

 

所以,安禄山和史思明,正是这个“幼子守产”的搞法,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史书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史朝义在最后兵败,四处奔逃之际,还在百忙之中路过了良乡(北京房山),去拜祭了父亲史思明的墓。不知他站在墓前的那一刻,可曾想起父亲派人快马加鞭送来的那一篮盛满父爱的樱桃?可曾想起那首父爱殷殷的《樱桃子诗》?


“安史之乱”后的现场:帝国宰相横死长安街头


夏夜作

武元衡

 

夜久喧暂息,

池台惟月明。

无因驻清景,

日出事还生。

 

这首诗创作于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初二深夜,在吟诵这首诗的现场,该诗作者、大唐帝国宰相武元衡,正在为帝国的“藩镇割据”乱局而忧心。

 

“安史之乱”留给大唐帝国最大的政治遗产,或者说政治毒瘤,就是“藩镇割据”。最早的藩镇,就是由安史叛军的残部组成。在“安史之乱”平息之际,朝廷限于军事实力,未能对叛军斩草除根,而是接受了叛将田承嗣、李怀仙、张忠志等人的投降,并将他们任命为魏博、卢龙、成德、相卫等镇的节度使,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割据局面。

 

这些藩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仗着手中的刀把子,犹如独立王国,擅署官员,侵吞赋税,不服诏令,和朝廷的关系也时好时坏,“喜则连横以叛上,怒则以力相并”。

 

所以,在六月初二深夜,武元衡的脑袋里想的,全部都是“藩镇割据”的事情。不过,几个时辰之后,他就不用再思考这个让他头疼的问题了。因为他的头,到那时就不在他身上了,他还拿什么思考?

 

换句话说,就是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初三清晨,在长安城靖安里,叛乱的藩镇派出刺客,制造了帝国宰相武元衡身首异处、横尸街头的恐怖现场。

 

武元衡是在上班路上遇刺的。这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武元衡就走出府门,跨上坐骑,在几个打着灯笼的家仆的陪同下,向靖安里的东门走去。他每天上朝,都是固定的路线。出了靖安里的东门之后,他将左拐向北,经过永乐坊、长兴坊、崇义坊、务本坊、崇仁坊、永兴坊、永昌坊、光宅坊,最后经建福门进入大明宫。但在这天,刚刚走出靖安里东门的武元衡,突然听到了一声“灭烛”的口令。“灭烛”声后,武元衡家仆手中的灯笼,就被远处射来的箭射灭了。在武元衡前面导骑的家仆惊恐之下,大声喝问,结果被箭射中肩部,掉下马来。街边的大树丛中,突然有人跳下来,抡着大棒向武元衡冲来,打中了武元衡的左股。平时陪同武元衡上朝的家人们,何曾见过这种阵仗?大惊之下,四散而逃,再也顾不上自己的主人了。于是,刺客们就将尚在马上的武元衡挟持到靖安里东北外墙之下,残忍地砍下了他的头颅。武元衡身为文人,本就没有多少反抗能力,而且当年他已有58岁,更是年老体衰。猝然受此突袭,随从又保护不力,遂使堂堂帝国宰相,竟然就在自己的家门口,身首异处、横尸街头。

 

其实,在当时刺客能在清晨就成功刺杀宰相,相当不容易,技术难度相当之高。因为唐朝的城市,是严格实行宵禁和戒严的。首都长安城,就执行得更加严格,从每天日落时开始,以八百鼓声为信号,关闭所有城门、坊门,正式开始实行宵禁。宵禁开始后,城门、坊门不许打开,街道上不许有行人走动。居民只能在自己居住的坊内活动,不能走出坊门,违者打二十下屁股。

 

街道上,由金吾卫的士兵负责夜间巡逻。如遇“犯夜”的行人,金吾卫会厉声质问,行人若不及时回答,士兵则先弹响弓弦警告,再旁射一箭示威,第三次则可以直接射向行人。要知道,金吾卫是有权射杀“犯夜”行人的。同时,长安城的公共场所,是绝对禁止携带兵器的。就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三月还刚刚下敕重申过:“京城内,无故有人于街衢带戎仗及聚射,委吏执送府县科决”。还有“坊市诸车坊客院,不许置弓箭长刀。如先有者,并勒纳官”。

 

在这样的情况下,白天就携带兵器去靖安里的坊门附近埋伏,显然不现实;夜晚宵禁之后再去的话,则不仅需要高超的翻墙技术,还需要巧妙地避开巡逻。可见难度,也可见刺客用心之深。为了杀掉武元衡,他们也是蛮拼的。

 

令人费解的是,我们在历史影视剧里见得最多的就是,一个小小县官出行,都是前呼后拥、“肃静回避”的。武元衡可是比县官大了十七八级的堂堂宰相好吧,哪儿就那么好杀?事实上,唐朝的宰相们在长安城的日常出行,还真的就是这么低调,身边也就打灯笼的、前面导骑的少数三五个人,而且这些人的身份就是他自己家的仆人。这些仆人并非专业士兵或保镖,手中又没有武器,所以在刺客面前不堪一击,不是一哄而散,就是仓促被杀,哪儿还谈得上保护宰相?

 

唐朝宰相第一次拥有公派卫队,就是在这次武元衡被刺杀之后。“京城大骇,于是诏宰相出入,加金吾骑士张弦露刃以卫之,所过坊门呵索甚严”。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次派给宰相们的卫队,由专业的金吾卫士兵担任,而且配有武器,一般的刺客当然是不在话下了。

 

当时,刺客一个也没有抓着。武元衡的随从也好,闻讯而来的金吾卫士兵也好,都被这前所未有的惨案惊呆了,“铺卒连呼十余里,皆云贼杀宰相,声达朝堂,百官恟恟,未知死者谁也”。很快,大唐皇帝唐宪宗也知道了这个让他“惋恸者久之,为之再不食”的噩耗。

 

这位遇刺前一夜还在吟诵《夏夜作》的武元衡,是大唐帝国唯一一位被刺身死的现任宰相。凶手是谁?为什么要杀武元衡?这是朝野上下的人士都想知道的问题。事后查明,凶手正是当时正在叛乱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和感到唇亡齿寒,暗中支持吴元济的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好在武元衡没有白死,和他同时遇刺而生还的裴度,接过了他平定藩镇战乱的大旗,这才有了后来名将李愬雪夜下蔡州、生擒吴元济的传奇战役。

 

当然,这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此后,对于藩镇割据,唐朝中央政府再次陷入束手无策的状态,直到帝国灭亡。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安史之乱”直接灭亡了大唐帝国,并不过份。

在《唐诗现场》中,我还通过一首首唐诗,一一为读者诸君展示了玄武门之变、两税法、科举考试、牛李党争、甘露之变、黄巢之乱等帝国大事的现场。这里仅就“安史之乱”作一阐述,权为诸君导读。

 

谢谢诸君喜欢《唐诗现场》,谢谢诸君喜欢我的文字。



(本文系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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